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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曰：“殷因于厦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”由此言之，王者创制显庸，有传德而无传道也。体仁以长人，利物以和义，嘉会以合礼，贞固以干事，君子行此四德耳。
千圣之教，百王之治，因天因人，品之节之，分之合之，以立一代之规模者，不度其终以善其始，乃曰吾固以前王为师，是犹操舟者见上游之张帆，而张之于下游，不背于彼之道而背于其道矣。故传道者非道也。有所传，无所择，唐、虞、夏后、殷、周，胡为其有损益哉？
《立政》曰“克知三有宅心，灼见三有俊心”、徽言之有所受者也。《周官》曰“制治于未乱，保邦于未危”，大猷之自昔者也。此以仁守天下，以义经天下，阅千古而莫能易者也。若夫建官之制，周则损益乎殷矣，殷则损益乎虞、厦矣。世已易，俗已移，利已尽，害已生，其可相因而不择哉？
夫望治者，各以其情欲而思沿革；言治者，各以其意见而议废兴。虞、厦、殷、周之法，屡易而皆可师，惟创制者之取舍，而孔子何以云可知也？夫知之者，非以情，以理也；非以意，以势也。理势者，夫人之所知也。理有屈伸以顺乎天，势有重轻以顺乎人，则非有德者不与。
仁莫切于笃其类，义莫大于扶其纪。笃其类者，必公天下而无疑；扶其纪者，必利天下而不吝。君天下之理得，而后可公于人；君天下之势定，而后可利于物。是岂泛然取似于古，有所托而遂无咎哉？
唐、虞之建官，内有四岳，外有州牧侯伯，此三代之所因也。总百官四国之治者，内有百揆，周之所不因也。故后世有天下而不置相，盖自周始。
孟子曰“禹荐益于天”，则夏有相矣。伊伊作阿衡，则商有相矣。抑《蔡仲之命》曰：“周公位冢宰，正百工。”正百工者，亦总百揆也。奚以谓周之不置相也？
命蔡仲之时，盖宗礼未定之先，居忧总己之日也。若其后，则冢宰与五官分治，而上有坐论之三公，故成王顾命太保，与五官列序而未有殊。
迨其末造，咺、纠、周、孔且仆仆衔命以使侯国，而不适有尊矣。若夫三公职专论道，则以议道而不任以政。且曰“官不必备，惟其人”，是又有无废置之不恒也。盖周之不置相也，前乎此者无所因，而始之者文王也。
《诗》云：“勉勉我王，纲纪四方。”合四方之纲纪，操之于一人之勉勉，《周官》之制，其昉于此矣。
故立政三宅，立事庶尹，取天下之经提携于一人，而天工无与代焉，故曰文王始之也。
乃今论之，则国势之强弱，自此而分矣。强弱之分者，势也。势之顺以趋者，理也。则唐、虞、夏、商之统御万方，而周之陵夷以迄于战争分裂者，何非理也！
是故后羿之篡四十祀而少康复振，武丁去汤二十世而天下咸归，纣之不道而牧野之会且如林也。
厉王流于彘而天下无君，幽王死于戎而西周无土，平王迁于东而四海无王，故曰：“赫赫宗周，褒姒灭之。”平王之居郏鄏，亦虞宾、周客之类，而周实灭矣。
故曰：“瞻乌爰止，于谁之屋！”齐僖主参盟，晋献灭屈、魏，楚翦绞、罗、申、息，秦据旧京，而乌止于霸者之屋，七雄之势成，天下苦战斗不休，而周不可复兴矣。
是何也？天下之情，独则任，众则委，贤不肖之所同也。上畀之则不容辞之，人分之则不容任之，贵贱之所同也。贵以其名而不贵以其实，则三公弗容自任矣。
贤以其人而不贤以其事，则虚有论道之名而政非其任矣。虽有极尊之位与其尤贤之才，而上不敢偪天子之威，下不能侵六官之掌，随乎时而素其位，大舜、孔子莫之能逾；而况其下焉者乎？
故其得也，则以皇父之贪，仅营其多藏，师尹之不平，但私其姻亚，而不能有后羿移神器、崇侯毒四海之权，则惟威之薄而不足以有为。
而其失也，则王臣不尊而廉级不峻，政柄不一而操舍无权，六师无主而征伐不威，名位相若而礼乐下逮；乃使侯国分割、杀掠相仍者五百余年，以成唐、虞、夏、商未有之祸，而封建之制，遂以瓦解而不可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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